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伦理道德教育。《大学》开篇提出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《论语》中记载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中国古圣先贤在体悟“道”的基础上，把人的“德”统之于“仁”，并具体在社会立身处世、齐家治国时所体现的“孝悌忠信礼义廉耻”八个方面，也称为“八德”。正是这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圣贤文化，使中华民族被誉为“礼仪之邦”，在世界文明史上书写了不朽篇章。

《群书治要·傅子》阐明了实现社会大治必须具备的条件：“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，非善制之能独治也，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。”这说明，贤明的领导者必须通过推行好的制度，才能达到社会安定的结果。《群书治要·孙卿子》中指出：“法者，治之端也；君子者，法之源也。”说明良好的法律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。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制，就会使得治理无所依循，甚至会出现《墨子》中所说的“一人则一义，二人则二义，十人则十义”现象。可见，良法对于善治而言是必须的，因此必须重视法制、监督机制的健全和完善。但并不是只要有了好的制度，就能够实现社会大治，还必须有德才兼备的辅佐之人推行好的制度，而德才兼备的圣贤君子唯有依靠道德教育才能培养出来。

《群书治要·淮南子》强调：“不知礼义，不可以刑法。”也就是说，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，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设计出来了，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。因此，需要强化道德教育对法治的支撑作用。如果忽视了道德教育，即使有了好的法制也难以推行并达到国家大治的结果，还会出现以下社会问题，这些问题都应当引起重视。

其一，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”，只是因为惧怕刑法的处罚免于作恶，但是没有羞耻心，甚至还以作恶后能想方设法地免于刑法的处罚而沾沾自喜，自以为聪明。这表现在法律管辖之外的“反社会行为”，即没有触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为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“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”，比如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之人关进监狱，但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，依然难以挽救因为人的良心泯灭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。

其二，难以培养出品德高尚的圣贤君子。《群书治要·淮南子》中说，即使刑法可以把不孝者处以死刑，但是不能把人培养为孔子、墨子那样具有高尚德行的人；即使法律能够给偷盗者判以刑罚，却难以把人培养成为伯夷那样具有廉洁品质的人。孔子培养的弟子3000多人，他们在家孝敬父母，出门尊敬长辈，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，都是因为教化所成就。

其三，难以达到“礼义积而民和亲”的状态。《群书治要·汉书》中说：“以礼义治之者，积礼义；以刑罚治之者，积刑罚。刑罚积而民怨背，礼义积而民和亲。故世主欲民之善同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。”意思是说，用礼义治国者，积累的就是礼义；用刑罚治理国家者，积累的就是刑罚。刑罚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，礼义积多了人民就和睦亲爱。本来世代君主都想让人民德行美好的意愿是相同的，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办法却不同。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，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。用道德教化引导，德教和谐时人民的精神状态就表现出欢乐。

其四，不能达到“不忍欺”的最高管理境界。《群书治要·史记》记载，孔子的弟子子贱通过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，达到了高于“不能欺”和“不敢欺”的“不忍欺”的管理境界。在《群书治要·体论》中也说道：“德之为政大矣，而礼次之也。夫德礼也者，其导民之具欤。太上养化，使民日迁善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此治之上也；其次使民交让，处劳而不怨，此治之次也；其下正法，使民利赏而欢善，畏刑而不敢为非，此治之下也。”意思是说：用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，礼法则紧随其后。道德与礼法都是引导人民的工具啊！道德教化使人民日益转向善良，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转向善良，这是最好的治理（正己化人，无为而治）；其次，使人民互相礼让，身受劳作之苦而并无埋怨；再次就是用法规来纠正，使人民因利益得到保障而喜欢从善，因畏惧刑罚而不敢行非法之事。

因此，古代的圣王，无不把教化人民作为治国要务，设立太学在国都推行教化，设立庠序（地方学校）在地方教化人民。通过以礼乐教化，可以把人培养为文质彬彬的君子。《周礼》就详细记载了掌管教育的各级官员及教授的内容，这种道德教育起到了净化人心、防微杜渐、导人向善、促进和谐的作用。不仅如此，良好的道德教育，还可以“绝恶于未萌”“禁于将然之前”，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，使人不仅不敢作恶、不能作恶，也耻于作恶，不想、不愿作恶。